人性的主觀認知，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太靠譜的人生偏見。
人總以自己的主觀意識去判斷事物的是非好壞，并且在趨利避害的意識驅使下，總是偏向那些美好的聲音以及溫和舒適的環境，這是人之本性。
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物極必反，如果不懂得適度為之，在這種本性的過度缺失下，最終反而會形成人生另一大深淵牢籠。
就好像當一個人一直處在順風順水的境遇之中，一旦生活出現一些突如其來的禍患和問題，也會將他打擊得體無完膚；又或者當一個人總是沉浸在那些諂媚言語之中，內心獲得無限的滿足和虛榮時，這些內心的滿足，反而會將它一步步地引向深淵。
《道德經》之中有一句話叫：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轂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
意思就是說：人所厭惡的都是孤單、寡和、不圓滿，但是王公卻可以用這些詞來稱呼自己，所以世間之事有損必有益，有益必有損。
世人總是在主觀意識的驅使下，偏向于那些讓自己感到舒適安全的環境。
但從事情的客觀本體上來說，任何事物都不是單一方面的存在，那些看似好的事物也有壞的一面，當一個人過度沉浸于那些讓自己感到安全的環境之中，反而是最大的不安全。
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主動去承擔那些不想面對的局面，或許才會遇見你想遇見的人生，這個也就是居安思危的意識。
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歷史上的貞觀之治，使得唐朝成為歷史上被人稱道的盛世，之所以能塑造大唐這樣的豐功偉業，正是源自唐太宗李世民及其下屬深謀遠慮的智慧，更有著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以史為鑒的反思精神。
比如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注重群臣的諫議之路，有一次，當他風采英武、神情剛毅地走進朝堂時，本來想進言的人看到他都嚇得手足無措。
太宗知道這件事情之后，就一改往日常態，盡量做到對下屬和顏悅色，目的就是希望聽到大臣的規勸之言。
而後來的唐玄宗李隆基卻與此相反，唐玄宗任命奸相李林甫為心腹。
李林甫因為嫉妒他人才能，直接切斷了唐玄宗所有的諫議之路，使唐玄宗深陷在自我偏執的舒適區之內，而這也直接造成了大唐衰落的敗局。
當你的言行得不到指正之后，只會在自以為是的路上越陷越深，而一個人的主觀偏見則是一切錯誤的根源，如果解決不了這個根源，由此衍生的所有狀態和言行，都只會導致一個錯誤的結果。
有一個規律叫熵增規律，指的就是一個環境在固化的情況下只會越發走向消亡。
而解決這一局限的根本，就是引進新的因素，來改變環境固化帶來的死板和固執，從變化之中找到新生的機會，從而達到熵減的結果，否則只能在自我舒適區內，逐漸地頹廢消逝，直到死亡。
而新的因素有一個重要的基礎，就是保持居安思危的警惕意識，避免讓自己長久地陷入舒適狀態之中。
所以當一個人能夠做到發自真誠的接納生活中那些不好的聲音，多去做一些辛苦卻能讓自己進步的事情，這對于當下的人生來說尤為重要。
《呂氏春秋》之中說：言直則枉者見矣。人主之患，欲聞枉而惡直言，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，水奚自至？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，所欲奚自來？
言談正直，邪曲之言就顯露出來了。而君主的弊病就是在于想聞聽邪曲之言卻厭惡正直之言，這就等于阻斷水源又想得到水，水從哪里來呢？這也就等于親近自己想要得到的，而看重自己所厭惡的，想要得到的又從哪里來呢？
在上位的君主喜歡的是邪曲的言辭而厭惡正直的言辭，但同時又想在邪曲的言辭之中得到對自己有益的信息，這種荒唐的想法，就像是阻斷了水源卻想得到水一樣。
因為忠言逆耳，真正對自己有益的言辭，都只是藏在那些不太好聽的話之中；能讓自己進步的環境，都是充滿著坎坷與問題。
只有在正確應對這些問題的基礎上，才能得到正確的指導和進步，而不能是身處在舒適區內，還希望自己保持在惡劣環境下才能擁有的成長過程。
所以不要總是停留在自己認為舒適的地方，更不要將能夠享受表面膚淺的快樂，就看作人生值得得意的地方，因為這恰恰是讓自己痛苦的根源。
只有具備警醒意識，去接納一些不愿意面對的局面，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自己生命逐漸悲慘的可能。
